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

另一方面在制度的整体意义上，其基本运作流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年度审查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其中包括公开披露建议审查的整体情况以及代表性个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全国人民听取报告和审议，从而对审查工作发挥监督职能。因为如果公民能够参与宪法实施和宪法审查的过程，并通过一种建制性的商谈机制来不断诠释人民主权原则，就没有必要诉诸于制宪权那样的颠覆性手段。

尽管公民审查建议并不必然导致审查程序的启动，能否启动的决定权在受理建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中，因此属于弱启动模式，[29]但从民主体制发展的意义上讲，它为解决宪法民主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因此，有必要在民主的导向下进一步完善建议审查机制。第三，关于建议审查机制与其他审查机制的分工问题。这种由国家机关垄断提请资格的体制在实践中完全沦为议会政治斗争的延续，不仅与个人的权利保障诉求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使整个审查机制严重缺乏动力。法国虽然设立了宪法委员会，但它除了对组织法等进行强制性审查外，只接受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的提请，[11]个人无法以任何方式接近宪法审查程序。

但与前述各类个人提请资格均不相同，我国的审查建议不需要提请人以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作为理由，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甚至五类要求主体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只要认为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均可提出审查建议。[9]从根本上说，这种通过自然衡平来保障人权的功能与法律体系的内在缺陷相关，其衡平可以概括为弥补法律空白（praeter legem）、突破法律（contra legem）等各种情形。AlKidd案首次提到呼吸的空间，应当给予行政官员空间，在合理但可能为事实上的误判中免责，除非其明显不称职或明知故意地违法。

审查是否存在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可以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明确的先例及专业的合理预见范围。Michael Walzer建构了多元正义理论，即不同领域的独特的正义准则。希恩案发回重审，其需要进一步论述警察未经许可进入房间与后续的使用枪支造成损害的直接因果关系。Harlow原则在Anderson v. Creighton案[43]中得以强化：警察入户搜查犯罪嫌疑人，然而没有搜到，搜查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以客观理性作为审查标准，认为针对执法人员内心状态的非实质性的主张不应当进入审判。国家赔偿决定书的论证结构是，该案属于用暴力方法抗拒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和在押人犯脱逃的两种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且程序合法，因而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合法。

参见曾云、刘艳梅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致死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佛中法委赔字第7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合法性审查需要分析行政体制的结构、行政活动的程序、利益的均衡代表、利益竞争和沟通的平台、行政结果选择的理性论证等[28]，这为情境审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同时，应当给予充分的客观因素审查，对可容忍的误差的合理范围进行严格限缩，且设置澄清与补正机制，警察机关也应当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参与度与信息分析能力，降低误差的可能性。故而，针对作为主观审查的标准之一的专长与经验，应妥当处理如下问题：一是广泛调研警察工作，进行更为全面的经验描述。

枪支使用合法性审查唯一相关的是警察视角下处理警情的客观事实。界定呼吸的空间与合理范围内的误差标准，意义在于，从功能主义视域看有利于保障警察权有效运行。情境理性主观审查的范围有两项界分的标准：第一，预见能力，即警察应当具有能力预见哪些风险。按抓捕计划，部分警察从前门进入房屋，另两名警察从后门进入搜查后部。

但是，全知全能的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行为现实。警察被迫在紧张、不确定、快速变化的场景下作出瞬间判断。

在兼顾反思性与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域外警察执法裁量的情境审查理论与实践。其次，执法者是否知晓行为当时已经明确确立的权利。

但是，基于第八修正案的赔偿请求，则适用了有限的主观审查[51]，展示出对程序与实体问题适用不同主观审查标准的基本主张。第七巡回法院没有支持Kingsley，坚持调查官员是否在主观上故意侵犯或鲁莽地无视权利。行动信息来自线人的情报，称在一幢民宅（房屋所有权归属休斯）中发现戴尔。理论研究转化的空间在于，在责任审查中理清警察执法的过错瑕疵和意外，辨识执法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回应执法责任认定争议，是完善公安工作容错纠错机制，建构执法公信与自信的要旨所在。（二）禁止笼统地回溯性审查 独立性审查与禁止回溯性审查两项标准在近五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项重要判决中频频被提及。总结情境审查客观理性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观点：首先，客观理性审查应当基于理性的警察的视角，即大多数警察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训练或经验，面对相似的环境时，能够做出相同或相似的判断。

[25]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取代全知全能的绝对理性，以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代替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认为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认识规律。偶发性、即时性情境中，警察在无法收集全部信息、权衡所有方案的情况下必须作出行为选择，情境高度不确定且剧烈变化，事实认定及后果预测的准确度受限。

希恩案和曼兹案争议的实质是事中的客观理性审查的范围。[16] J. Habe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pp.139. [17] J. Habe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pp.49. [18] 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pp.320. [19]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277 U.S. 438 (1928). [20]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1967). [21] Florida v. Riley488 U.S. 445 (1989). [22] Kyllo v. United States 533 U.S. 27 (2001). [23] Matthew Slaughter.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Record Police. J. MARSHALL L. REV. vol.49,1,2015,p.101. [24]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pp.17-20. [25] 张义祯：《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8期。

情境审查的内涵与基本构造是，一方面，情境理性审查的核心是行为的事中客观理性。20世纪中叶开始，专业警政改革在欧美国家周期式地推进，警察工作不再是大块头、徽章和枪，而是高度科学化的工作，需要脑力胜过体力[53]。

2.精准问责与执法权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提及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和容错纠错机制。包括如下四项客观要素：射击击中的部位（如击中臀部钱包的一枪）、弹道方向等技术特征（短促连续射击时，枪口会上抬）、警察日常训练的技术要求（德国警察武器使用有严格的命中非致命部位要求）、客观环境的特征（如嫌疑人一直下坡奔跑，不能排除命中臀部后，嫌疑人有向前扑倒的可能，导致瞄准腿部的射击命中致命部位）等。四、有限主观审查的范围与标准 （一）有限主观审查原则的沿革 1.以客观理性审查为主的原则 Harlow v. Fitzpatrick案[41]修正了对有限豁免[42]进行主客观全面审查的模式，确立了审查的基本原则：行使裁量性职能的政府官员，只要其行为没有侵犯明确规定的、理性人已经知道的法定权利，就可以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针对官员主张的善意抗辩，Harlow案提出有限地进行主观审查，法院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划定了主观审查的范围：如果官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将侵犯法定权利，或者恶意导致权利侵犯或其他损失，将不享有豁免。

情境审查关联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以及执法自信与公信，是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重要结点，对完善行政法制监督领域纠错问责机制[10]具有重要意义。警务行为过程与结果瞬息万变 [5]，事实认定、客观条件、主观目的审查等存在诸多疑难。

2.主要争点与结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能否基于触发原则追究符合法定情形而使用枪支的执法人员的责任。二、警察执法裁量情境审查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一）情境审查的理论基础 1.情境理性与多元正义 康德提出先验的理性[15]，认为理性具有普适性，独立于经验。

民警执法的犹豫，实质是冗杂情境下经验碎片化与规则模糊化导致的情境权威[36]困境。White v. Pauly[33]案、Anderson v. Creighton[34]案等强调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合法性审查。

人的意志或意思只有外化为行动并对身外之世界产生影响，它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48]，羁束行政行为符合形式合法性时，执法人员的主观意图不影响合法性审查结果。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存在难度，而更大的困难是确定和预测适用法律所依托的特定事实和情形。当时，曼兹和妻子（已在此居住10个月）正在睡觉，警察进入时，曼兹迅速起身抓起BB枪。具体的警务情境中，不同组织[38]、个体差异较大，且受地域、规则政策、责任等因素影响。

事中客观理性标准由Connor案确立，Saucier v.Katz[39]案等加以印证和发展。近五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一系列与曼兹案相似的处理，如希恩案[4]，对1983条款规定的豁免规则作扩张解释，在Tennessee v. Garner、Graham v. Connor等基础上提出警察执法合法性审查的新问题，应当基于综合情境、案件的具体事实与情境，探索针对客观理性与主观意图的审查方法。

前述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因为先期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规定的行为而认定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认为，如果只是害怕嫌疑人逃离而开枪将其击毙，显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参见景日侯诉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确认使用枪支违法并赔偿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3行终208号裁定书。[28] 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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